上天生下广大的人类，都各有他们取得所应取得天下的道术。意志要做到整伤，德行要做到敦厚，智虑要做到英明，这就是天子所能以取得天下的道术。政令合法，措施及时，判决公正，在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在下能保护

百姓的安全，这便是诸侯所能以取得国家的道术。意志和行为都很修整，为官能治理人民，在上能顺从君命。在下能保持自己的职务，这便是士大夫所能以取得田邑的道术。遵循着法则、度量、刑法、图书、户籍去行事，虽然不懂它的意义，却谨守着它的数量，谨谨慎慎地不敢加以减损或增补；代代相传，来为王公效力；所以，三代虽然过去了，可是它们的法制还依然存在，这便是一般官吏所以能取俸禄的道术。孝悌、敬慎、拘谨、努力，来治理自己的事业，而不怠惰傲慢，这便是一般百姓能取得丰衣足食、长久生存、免于刑罚的道术。

粉饰异端邪说，搬弄花言巧语，行为诡诈不实，传闲话，耍滑头，图私利，放荡、凶悍、骄科、粗暴，用这些来苟且偷生，反复无常于乱世之间，这便是奸邪之人所以取得危辱死刑的道术。这种奸邪之人的谋虑不深远，选择不谨慎，决定取舍粗糙而怠慢，这便是他们所以遭到危亡的原因。

本性、智能，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爱好光荣和憎恶耻辱，爱好利益和憎恶危害，君子和小人是相同的；至于他们之所以求得的方式却是不相同的。

小人做尽妄诞的事情，可是愿意别人相信自己；做出虚诈的事情，可是愿意别人亲近自己；行为如同禽兽，可是愿意别人赞扬自己。他们所考虑的，是难以做到的；他们所行动的，是难以获得安全的；他们所持守的，是难以获得成功的；结果，必然得不到自己所爱好的，而必然遇到自己所憎恶的。

至于，君子，对人信实，可是也愿意别人相信自己；对人忠诚，可是也愿意别人亲近自己；身心修整，事务完成，可是也愿意别人赞扬自己。他所考虑的，是容易令人知晓的；他所行动的，是容易获得安全的；他所持守的，是容易获得成功的；结果，就必然得到自己所爱好的，就必然遇不到自己所憎恶的。

所以，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就毫不隐讳；在通达的时候，就大放光明；逝世之后，声名越加彰著。小人没有不伸着脖子、举起脚跟羡慕地说：“君子的知虑、本性，原来就是比别人贤明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君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由于君子的行动是适当的，小人的行动是错误的。

所以，精密地考察考察小人的智能，足以知道他们是精力充沛的，他们是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譬如说，越国人习惯于越国，楚国人习惯于楚国，君子习惯于正气。可见并不是智能、本性如此，而是行动和习惯的节制有所不同。

仁义德行，这是经常得到安全的道术，然而未必不发生危困；污秽、怠慢、滑头、营私，这是经常得到危困的道术，然而未必得不到安全。所以，君子修行正常的道术，小人修行诡异的道术。

大凡人都有同一的地方。饿了就想吃东西，玲了就想找温暖，劳累了就想休息，好求利益，面憎恶灾害，这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习性，是无需等待别人的教导就如此的，这是禹王和桀王所相同的。眼睛辨别黑白美恶，耳朵辨别声音清浊，嘴辨别酸咸甘苦，鼻子辨别香臭腥臊，骨体皮胃辨别冷热痛痒，这又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习性，是无需等待别人教导就如此的，这是禹王和架王相同的。可以作帝尧、禹王，可以作桀王、盗跖，可以作工匠、农民和商人，就在于行动和习惯的积累。

作帝尧和禹王，就经常感到安全和光荣；作桀王和盗跖，就经常感到危险和耻辱。作帝尧和禹王，就经常感到愉快和安逸；作工匠、农民和商人，就经常感到麻烦和劳累。然而人们总是努力作这个而很少作那个，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这是人们的浅陋。帝尧和禹王，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这种好品质的，而是开始于变化旧质，成就于修整身心，等到把旧质除尽，而后才具备这种好品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