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前，家翁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及湖南省主席等要职。他很会打仗，一九四七年夏，曾获得蒋介石亲授青天白日勋章，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最高的奖励。因之曾名噪中外。毛主席为此曾对他评价说：“陈明仁是很会打仗的，可惜站错了位子……”(对湖南周士钊谈话)像他这样一个人，后来为什么会毅然起义呢?据我们所知，这里面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回顾家翁起义的经历，对我们和后一代都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家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在黄埔毕业后即参加攻打惠州，讨伐陈炯明之战，在此次战役中第一个登上惠州城楼，插上国旗，因此受到连升三级的奖励，由见习排长升到营长。由于他英勇善战，短短几年中就晋升为师长，时年仅二十八岁。

　　他从不参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活动，常以军人以保卫祖国为天职而自勉。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驻防在云南边境保山县。他常亲率部队到滇缅之路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将日本侵略军抵御在国土之外，为保我国大后方安全而立下战功。我们在家里常看到他领导的部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及日军的一些装备等。

　　一九四五年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所率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奉命由云南东调到江苏镇江无锡一带驻防，任务是针对共产党的。不久，又奉命调到东北直接与解放军作战。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虽意识到这是在打内战，但在思想上，对蒋介石还是忠心的。因为蒋曾是他在黄埔时的校长，所以他在四平街作战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死守四平街，顽抗解放军。但对人民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家翁每思及此内心总是内疚不安，引以为一生最大的憾事。但也正因为四平街之战，促使他有所省悟，成为他后来湖南长沙起义的思想转折点。家翁在四平战役后，国民党内某些人对他妒忌，设计诬陷，不久便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由于当时他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大的影响，结果只撤职而未查办，安排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参军，他也乐得摆脱了与解放军继续敌对的处境，他常说这是因祸得福。他在南京赋闲期间，家里常住几位倾向进步的同乡、旧部如温汰沫、李召九等(他们二人在起义后任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职)。他们经常与家翁谈论国家大事。也就在此时，曾任国民党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黄埔军校武岗分校教育长等职(起义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李明灏老伯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中，他是家翁的老师、同乡。他在南京的同学里除了与家翁经常谈论外，还与我们全家到南京中山陵、灵隐寺等地游览。事后，我们得知，李老伯此次是在去解放区前特来南京劝说家翁与湖南的程颂公(程潜)共商保卫湖南和平大事的。李老伯离开不久，家翁的胞弟、我们的叔公陈明信(他在四平街战役时是国民党七十一军辎重团团长，被解放军俘虏)从东北释放回南京。家翁从胞弟亲身经历了解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同时，较长时间隐居似的赋闲生活，又使他多次回顾在四平战役中双方士兵及东北父老兄弟因内战而遭受的牺牲实在太大。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呢?他深感这与他原来投笔从戎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军人，今后到底应怎么走?这个问题常在他头脑中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