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
——为柏林禅寺第五届生活禅夏令营而作
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面对阳光
佛 日
宗教有无社会责任
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成果，是结束了封建社会政教合一、宗教干预政治的历史，政教分家，成为先进国家的标志之一。近世多种政治体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内，都将宗教信仰划归公民个人的私事。刘小枫先生说得对：“基督教只救赎个人，不救赎社会。”满足信教民众的宗教需要，而不承担国家社会治乱兴衰的责任，基本上已成为近现代社会对各宗教职能的定位。这从国家、社会一方来说，无疑是理性的、开明的态度。
佛教，从来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超然于人间世，专以解决个人了生死的终极关怀问题为职责，至于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社会生产、国家治理等俗务，一般认为乃世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机构的职事，不在佛教的责任段之内。在儒释道三元共轭、以儒为轴心的文化格局中长期流传的中国佛教，更明确以了生死出世间为己任。宋代以来，儒管治世，佛管出世，不仅被皇家所钦定，而且被不少佛教高僧大德所认同。学佛，在中国人眼里往往是烧香吃素磕头念佛，最彻底是看破红尘出家入山。就连小时候受过归依、有法名，后来钻研过佛经的鲁迅先生，也竟然憎恨虽学佛出世而做得不彻底的在家居士们。佛教徒尤僧尼卸掉一切家庭、社会责任，专为自己了生死而修行，这在极重政治伦理教化，力主为人必须恪尽各种家庭、社会责任，尽孝尽忠的儒家人士看来，是背逆人道的自私之举，为儒家伦理观念所难容。佛教因此召来不少儒士尤理学家的攻讦，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排拒，被加上“无君无父”、“入家破家，入国破国”的罪名。这成为佛教在华弘化的主要障碍。直到今天，这种障碍依然存在。脱卸社会责任只管个人了生死，还要求别人供养自己修行，与人人尽责贡献社会的现代伦理观念更为相悖。近代中国杰出哲人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等，虽然深通佛学，而终出佛入儒，援佛入儒而成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极心仪佛法，却“反对佛教的倡导”(《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一件值得佛教界人士深思的事。这些哲人学者，无非是有见于中国佛教的出世习性及佛教徒之脱卸社会责任，从振邦兴国及社会教化的角度着眼，选定积极入世的儒学为教化之本，把佛教定位为一种辅助性的次要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是因见佛教“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若国民尽为佛徒，人人脱卸社会责任只管自己了生死，不管现世生活和国家社会，岂不有亡国灭种之虞!虽为文人杞忧，却也非无其据。
佛法对社会无责任可言
克实而言，佛教所宗本、弘扬的佛法，乃宇宙人生本然的客观真实，由佛陀的慧眼所发现揭示，是唯一能导人超出生死、永享常乐我净的无上大道，于世出世间至尊至上，诸圣归仰，龙天呵护，其价值，非满世界金银珠宝所能计量，非世间任何文化体系所能相比。佛法虽常在世间，却超越世间，超越时空、古今、社会、国家、民族，不受任何人为界畛的拘限。不管世人发现与否，佛法的真理常恒不变，如日常照，不因盲人不见而损减其光明。佛法本具的价值，不会因世人的低估而贬值，如无价宝石不会因人们不识货而损减其璀灿晶莹。世人只有发现认识佛法的荣幸，佛法对世人来说无责任之可言。佛法的宝贵价值，被很多佛教徒所体认，从而以遭逢、归依佛法为极大幸福，因佛法这无价宝被世人冷淡甚至诽谤而悲感伤痛。这自是一个佛弟子应有的信念与情怀。了生脱死，确为做人应慎重对待的头等大事、根本问题，是每个人应有的追求与天赋的权利，无可非议，家庭、社会、国家都无权干涉。佛法与人类社会交涉而决定社会对佛法态度的一大关键，是弘扬实践佛法的社会实体佛教——更具体地说是佛教徒和佛教团体机构——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社会对宗教价值的认识，往往不是看宗教的教义是否为真理，而是首先、主要看宗教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实际上主要从宗教徒的行为看宗教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正如印顺法师所说：“社会的认识佛法，作学理的研究者少，依佛弟子的行为而决定者多。”(《佛法概论》)佛法之无上价值是否能被世人所广泛认识，实系之于广大佛教徒的行为。而决定佛教徒行为的关键，是个人了生死的信仰与社会责任承担的关系问题，亦即出世间与入世间的关系问题。